dear chris,
今天视频通话时，你说面试了一个身穿彩虹t恤的小伙子。你笑着说年轻人旺盛的表达欲将办公室的气压都提高了三倍，仿佛不向全世界宣告本我，就不配自由地呼吸。在我们讨论这条无畏的小生命被现实击碎重塑的可能性时，我有片刻走神，其实是想起了一桩往事。
读小学的时候，我跟着母亲去探望过一个重病垂危的亲戚。我们走进病房时，恰逢那老人回光返照，在对子女留遗言。他边哭边含糊地朝人道歉，我清楚地记得他嗫嚅了一句：“其实我是那个。”
围在病床前的大人们仿佛因神秘的力量而集体耳聋了三秒，不约而同地略过了这一句，纷纷劝他别瞎想、好好养病。老人喘着气，突然涨红了脸，用那具垂死的身躯里能挤出的最大音量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此话说完不到一分钟，他就停止了呼吸。我之所以印象深刻，是因为他的后辈们的反应。
他的子女用哭诉表达了程度不一的愤怒，而愤怒的主要原因在于“人糊涂了，非要走得这么不体面”。其他亲戚则温声劝慰，内容大体是“老人都会说胡话的，我们什么都没听见”。
母亲将我带出病房，我趁乱悄声问她“那个”是哪个。她沉着脸，只回了一句：“你听错了。”
病房外的走廊上也站着几个关系较远的亲戚，正在谈论那几个子女中谁不肯陪护、谁哭都没哭、谁闹到了家产。我听得一知半解，忽然瞧见病房门边蹲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，正皱着眉头神情严肃地思考着什么。
我想起她论辈分应该是个远房表妹，一时兴起，问了一句：“你在想什么”
她说：“老爷爷手上被蚊子咬了个包，现在他死了，那个包是不是永远也不会消下去了”
我于是又回到病房查看，但死者已经蒙上了白布，看不见手了。
我始终忘不了那个蚊子包。
病床上的一条生命刚刚逝去，脑电波消失，细胞停止再生，排泄物缓缓流出体外，灵魂回归黑暗与永恒的寂静。而距离那可怖的寂静一尺之遥，在生的乐章里，每个人都在哭诉着什么、表达着什么，生者各自沉浸在悲喜与贪嗔之中，在七情六欲汇聚而成的喧嚣浪潮里载沉载浮，永不停歇地奔驰向新的黎明。
这场凡人的死亡在人间挣扎出的唯一一声微弱余响，是倒映在小女孩眼中的蚊子包。
一周之后我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，大人们围着棺材哭得肝肠寸断。果然没有任何人提起死者的遗言，大家都体贴而体面地忘记了他最后一次、很可能也是仅此一次的自我剖白，连带着否决了一个突兀出现的新形象。我想他们哭别的对象一定是死者的删改版。
从那天开始，我对自我表达这件事产生了偏见。我认为它分文不值。
待到年纪稍长，我得知了自己的取向，也终于听懂了那句遗言。结果是有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重复着同一个梦境。
梦中的自己拼命想开口说话，却被不知名的人牢牢捂着嘴，当作囚犯一般押着过完了一辈子。直到垂垂老矣，突然决定在死前壮烈一回，冲出囚室声嘶力竭地冲外呼喊，才发现方圆百里早已空无一人，只有茫茫无际的巨大落叶。原来我是一只错过了夏天的蝉。
亲爱的辰川，在与你相遇十几年前，我曾经考虑过发出嘶鸣，但紧接着便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离别与死亡。到最后，似乎是梦境提早成谶，身边的亲人只剩下尚未懂事的弟弟，我失去了所有聆听对象。i came out, only to find that no one was out there. 对我而言，出柜变成了一场左右互搏自娱自乐的独角戏。
我的大学里有许多与你面试对象相似的年轻人。我曾有过一个室友，本人直得可以升旗，却将脸涂成彩虹色，带着喇叭与礼花筒去参加了校园。他出门时脸上带着英雄的悲壮，回来时脸上带着重叠的唇印。